王建华:重申大学的理想

发布时间:2021-07-13浏览次数:10

作者简介:王建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导,教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文章来源:高校教育管理 2021,15(04),26-33 

DOI:10.13316/j.cnki.jhem.20210625.003

摘    要:作为教育、文化和学术组织,大学的发展受使命驱动。在使命驱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理想起着不可或缺的“催化剂”作用。受经济主义和管理主义的影响,大学的理想逐渐式微,现代社会日益强调大学的服务功能而忽视了其长远的使命。长远来看,若放弃或弱化对人的卓越和真理的追求,大学作为专业组织将趋向于“单向度”,这既不利于大学的发展,也不利于人和社会的发展。在世俗化和物质主义的大潮中,重申大学实现人的卓越和追求真理的理想,有利于其永续发展和基业长青。

关键词:大学的理想;大学的功用;人的卓越;真理;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GL172)。


人类社会中大学是最具有理想主义气质的一类组织,关于大学理想和理念的话题也曾是学界讨论的热点。但近年来,受经济主义和管理主义的影响,关于大学理想的专门讨论愈来愈少。回顾历史,在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话语中,起初“大学的理想”主要以“理念”的形式呈现。纽曼(John Henry Newman)的经典著作《The Idea of a University》就曾被译为《大学的理想》,后来也被译为《大学的理念》。从字面上看,早期选择将纽曼的著作译为《大学的理想》似乎属于“误译”,但就其内容来看,倒恰如其分。究其根本,在西方,“理念”与“理想”具有同源性,二者虽有区别,但也不乏共通之处。从词源看,idea一词最早出现在希腊,真正被引入现代语言中是用于对柏拉图哲学意义的阐释。而这个词的其他应用到16世纪末才开始变得普遍。而ideal是以idea为基础构成的,它于16—17世纪以法语idéal一词引入,是晚期拉丁文ideālis的变体。根据《牛津英语词典》中idea和ideal的各项相关释义,可以得出两个词实际上有相当大的同质性[1]。在中文语境中,“理想”强调对未来进行合理的、有根据的想象,“理念”则与观念关联,强调观念的理性化。基于此,“大学理念”与“大学理想”既有区别,亦有联系。区别体现在:“大学理念”比较侧重描述性功能,更多的指向过去和现在,作用是加深对大学的理解和认识,回答大学应该怎样的问题;“大学理想”侧重规范性功能,指向未来,重在回答大学在未来发展中的目标和构想[2]17。联系体现在:“大学理念”是“大学理想”的基础,“大学理想”是“大学理念”的升华[2]18。当前世界范围内,在世俗化过程中,伴随着大学走出“象牙塔”,其作为组织和制度的理想性逐渐被人遗忘,愈来愈呈现为一种功利性或工具性,甚至是自利性的组织机构。从表面上看,大学组织和制度设计上的务实性安排似乎拉近了大学与社会的距离,也提高了大学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效率;但实质上,由于失去了“理想”这一可贵的 “彼岸”,无论是作为一种组织还是作为一种制度,大学日益单向度化。由于内在张力的匮乏,大学的发展经常需要靠外力来驱动,内在的动力相对不足。由于事关求真和育人,大学需要保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性和双重性。理论和实践均可以证明,若价值观过于单一,高等教育系统则非常容易僵化。

一、 什么是大学的理想

长期以来,对于“什么是大学的理想”这一问题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并无定论。第一种观点认为,大学的理想就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这种说法既对,也不对。所谓对,是因为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有其固有的价值,属于经典的大学理念,二者可谓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理想条件。所谓不对,是因为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只是大学发展或实现其理想的条件,而不是理想本身。理想与理想的条件或理想条件有关,但并非一回事。在本质上,理想是大学无论条件如何都必须追求而不能放弃的东西。大学的理想应指向大学本身的目的,而不是外在的条件。第二种观点认为,大学的理想就是成为人类的精神家园或作为世俗的教会。这种说法亦似是而非。说其是,是因为人类精神家园和世俗教会的说法都彰显了大学的精神性,符合理念大学的某种价值追求。说其非,是因为大学的本质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机构[3]1。人之所以选择进入大学,主要不是为了精神的愉悦或闲适,而是为了求知。“大学,乃求学之社群。”[4]37“求学乃人之天性,动物才衣食足而知荣辱。”[4]39第三种观点认为,基于不同的价值观或哲学主张,关于“什么是大学的理想”不存在唯一的或固定的答案。比如个人本位主义者、社会本位主义者或国家本位主义者会有不同的大学理想。同样,不同国家或不同时代的人也可以有不同的大学理想,如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的大学理想、纽曼的大学理想、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大学理想等。事实上,前一种说法是对大学的理想和理想的大学的混淆,后一种说法则是对大学的观念或关于大学的学说与大学理想的混淆。对“什么是理想的大学”这一问题各主体因价值观或哲学主张不同而不同,关于大学的学说或观念也会因时代和国家的不同而异,然而大学作为一类组织,其理想是确定的或相对确定的。换言之,大学的理想之所以称之为“理想”,就在于其超越了时代的、个体的、民族的,甚至国家的边界,而呈现为一种普适的,甚至是永恒的价值。需要注意的是,大学的理想与大学的理想主义也不相同。理想主义反映的是大学的精神气质和组织行为方式。理想主义可以与大学的理想有关,也可以指向大学的功能或目标。比如社会批判精神体现的就是一种大学的理想主义,而不是大学的理想。究其原因,大学本身不是为社会批判而兴起或存在的,因此社会批判是大学的一种功能而不是固有的价值。与之同理,“一流”或“世界一流”也不是大学的理想,而是一种基于评价结果所衍生的“符号”。
本质上,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组织,理想之所以为理想就在于其本身固有的重要性。理想本身固有的重要性并不与其工具性价值相矛盾,但其一定是工具意义上的重要性不可取代的。工具意义上的重要性属于“用”的范畴,事物本身固有的重要性则属于“体”的范畴。如果把大学的有用性当作是重要性,进而把大学工具意义上的重要性程度视为大学的理想,很容易导致对大学的滥用[5]。大学不同于中小学,也不同于科学院。中小学有教育而无科学研究,科学院有科学研究而无本科教育;大学不但兼有本科教育和科学研究两项基本功能,而且致力于教育与科研的统一。对大学而言,教育的理想是实现人的卓越,科研的理想是追求真理。“大学的本质是研究学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创新价值观和培育人才,但其最本质的东西是求真育人。”[6]由此可见,从大学的本质出发,其理想就是“追求真理”和“实现人的卓越”,二者缺一不可。具体而言,“追求真理”源于大学的研究活动。按纽曼的说法,大学乃“国民追求真理的中心”[3]序·12。“实现人的卓越”源于大学的教育活动。按博尔诺夫(Otto Friedrich Bollnow)的说法,教育总是要把学生引向一个更高、更完美的状态[7]。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之外,大学还有第三职能,甚至第四职能,比如为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以及促进国际交流等。实践中,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都具有工具性,这些职能虽然重要但并非是固有的。因此,无论是“服务站”“加油站”还是时下流行的“创新引擎”的说法都不能称之为大学的理想。
综上所述,与追求真理和实现人的卓越相比,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不过是大学实现其理想的条件抑或理想条件。就组织特性而言,拥有充分的自治和自由,大学要致力于实现人的卓越和追求真理;不拥有或暂时不拥有充分的自治和自由,甚至于不自治、不自由,大学仍应致力于实现人的卓越和追求真理。按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的说法,大学是无条件追求真理的地方[8]。基于同样的逻辑,大学也可以说是一个无条件追求实现人的卓越的地方。与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理想条件或实现大学理想的条件不同,所谓成为人类的精神家园或作为世俗的教会只不过是逃避大学理想的一种托词。精神家园是虚无缥缈的,而理想则是切实的;世俗的教会有避世的意味,而大学的理想是积极进取的。此外,那些基于不同价值观和哲学主张的理想的大学最多不过是实现大学理想的路径或途径,而个体的大学理想更像是个体关于大学的“想象”或“观念”。实践中,由于价值观或哲学主张的冲突,理想的大学未必能够实现大学的理想;同样,由于逻辑上的不可通约性,不同个体关于大学的理想很难或不可能真的成为大学自身的理想。最后需要提醒的是,我们切不可把理想主义当成大学的理想。理想是切实的,是大学无论如何都要追求也是有可能实现的,而理想主义在实践中有时是需要避免或尽可能避免的。

二、 大学的理想何以式微

历史上,古典大学曾以实现人的卓越或“成人”为鹄的。现代以降,追求真理或高深学问也曾被视为大学的理想。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绩效评价的压力下,抽象的追求真理很快便被更具体的科研活动所取代。实践中科学研究并非必然与追求真理相抵触,相反科学研究恰是追求真理的必由之路。二者的差异在于,追求真理指向人类终极或长远的根本利益,科学研究更注重对经济社会发展短期利益的考量。由于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矛盾,以科学研究为路径导致追求真理的活动逐渐被碎片化。“科学主义的盛行直接导致了真理在大学里的隐退。随着大学里追求真理的活动被科学探究的活动所取代,大学逐渐失去了形而上的意义而沦为一种制度性的存在。”[5]结果就是,关于大学理想的言说陷入了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的困境。强调大学的理想会被批评为迂腐或不务实,不谈大学的理想又会被认为是堕落。
事实上,理想是大学作为一个组织或制度能够持续存在所必须的。如果说现实是大学的“此岸”,那么理想就是大学的“彼岸”。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只要大学还存在一天,它就不可以也不能没有理想。如前所述,大学兼有教育和科研双重职能,追求真理和实现人的卓越亦不可偏废。对于大学而言,追求真理和实现人的卓越不是对立或并列的关系,二者间存在有机的、内在的联系,是大学理想“一体的两面”。没有对真理的追求,实现人的卓越就缺乏教育性的材料;而不以实现人的卓越为目标,对于真理的追求也不可持续。实践中,理想的学术超越一切的对立,它所照亮的绝不仅仅是心智。“光之为光,岂独启智;光之为光,光耀全人。”[9]对人类社会而言,单纯地追求真理可能不需要大学,单纯地实现人的卓越也不一定必然需要大学。但在现有社会境况下,只有大学可以同时肩负实现人的卓越和追求真理的使命;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也不会有其他机构可以取代大学来致力于实现人的卓越和追求真理,除非这个机构自身就是以成为大学为理想。
目前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受到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影响,人类在理性上陷入了对作为组织和制度的大学的崇拜,而忽略了理念大学以及人的卓越和真理自身的永恒价值[10]。有学者指出:“我们的大学是如此与其他社会机构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它们有变成实现其他机构——州政府、联邦政府、私人企业、专业利益团体和基金会的目标的纯粹工具的危险。”[11]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主导下,那些暂时的功绩或指标被当成大学的办学目标来追逐,而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理想却被轻易地放逐。“作为一个高等学习场所的大学,且具有传统自由主义和启蒙思想的大学逐渐向作为法人的且拥有现代理念的大学转变,后者主要关注市场份额,服务于商业需求,实现经济回报最大化,并获得全球知识经济中的竞争优势。”[12]212结果就是,大学变得愈来愈像企业,愈来愈像政府,愈来愈像其他营利的或非营利的、政府的或非政府的组织,就是不像真正的大学。为满足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学的职能或功用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大学的最终目的被具体目标取代,大学的理念和理想被实际用途取代,教育本体被工具价值取代。19世纪以来,为了培养专业人才并提高高深知识的生产效率,现代大学创立了一系列与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相关的制度,如学科专业制度、学位制度、同行评议制度、学术发表制度、终身教职制度等。专业人才培养和高深知识的生产与实现人的卓越和追求真理之间并非必然矛盾,它们有联系,但也有区别,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何者为主导。“真理”和“卓越”指向“存在”意义上的终极目的,而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更多的是大学作为一个组织机构的职能或功能;人才培养或知识生产的多少或水平高低属于可量化的具体目标,而追求真理和实现人的卓越则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组织信仰”。“我们或许最终会爱知识——我们的求知——胜于爱所知:不是为发挥我们的天赋而心喜,而是为此天赋属于我们而心喜,甚至为天赋给我们带来的声名而心喜。学者生涯里的每一成功,都会增加这一危险。”[4]51作为知性复合体,大学所生产的知识可能是真理,也可能不是真理,这些知识可能具有教育性也可能不具有教育性,大学所培养的专业人才可能卓越也可能不卓越。更有甚者,在高等教育实践过程中,以效率为标准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的过度强调,有时反而会阻碍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实现人的卓越。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高深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为基础,为了适应知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知识价值革命”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在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受到所谓新知识经济需求的驱动。知识经济强调为人力资本开发和技术驱动型创新提供高级培训。政府越来越将高等教育视为一种长期战略,发挥国家在全球经济和社会中的作用。各国政府都试图将大学的使命和绩效与国家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12]9从现实出发,为了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和创业革命,大学致力于“知识创造价值”是必要的,大学努力成为“创新的引擎”也是可以并值得期待的;但大学自身必须清楚,“知识创造价值”之所以重要和必要,主要是因为在现有社会情境下其他的机构暂时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中创新创业的需要,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的理想就是致力于“知识创造价值”,更不意味着大学的理想就是成为“创新的引擎”。客观上,无论是“知识创造价值”还是“创新的引擎”,都只是大学实现其为社会服务的一种暂时性的功用,而不是理想。创新驱动发展和创业革命是政府用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和路径,而不是大学的理想。一旦未来有更合适的机构可以替代大学承担起“知识创造价值”和“创新引擎”的职能,大学就将在创新驱动发展和创业革命中失去重要性和必要性。与此同时,问题的另一面在于,大学一旦抛弃了追求真理和实现人的卓越的理想,而将全部的资源和精力集中于实现“知识创造价值”和成为“创新的引擎”,其将可能退化为专利公司或知识工厂,而不再是真正的大学。
当然,这里澄清“知识创造价值”和“创新引擎”是大学的功能而不是理想,并不意味着“知识创造价值”和“创新引擎”的作用不重要。相反,无论是“知识创造价值”还是“创新引擎”之于大学的转型发展都至关重要。但诚如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等在讨论“无用知识的有用性”时所言:“我们置身于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关注的重点应当是物质产品和世俗机遇的分配。……我对这种趋势并无异议。……但如今我常常在想,这种思潮是否已变得过于强大?假如从世界上清除了某些带来精神意义的无用之物,那么人们是否还有足够的机会去拥有充实的生命?”[13]对于大学而言,工具的重要性和自身固有价值的不可替代性存在根本的差异。大学的理想指向于价值的不可替代性,而不是作为工具的重要性。假如大学功用的重要性被误认为是理想本身,那么政府和社会所渴望拥有的只会是作为组织机构或制度工具的大学而不会是追求人的卓越和真理的大学;而一旦放弃了对人的卓越和真理的追求,大学也将不再是大学。

三、 理想之于大学之重

现代社会中对于大学理想的放逐不全是大学自身的问题,也不是大学独有的问题。理想强调永恒,而现代社会的核心是变化。在一个变化不断加速,甚至加速本身还在不断加速的社会里,无论哪个组织过多地谈论作为永恒价值的理想都会显得不合时宜。就大学而言,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是其不可或缺的两翼。但实践中无论是人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发展都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人的发展可以分为人力的生产和人性的培养;社会的发展可以分为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当社会不再重视人的卓越或德性,而只在乎人力资本或人才,当大众不再渴求真理而只关心知识的有用性,那么大学必然会以社会和大众的偏好作为参照,将精力转向培养更多专业人才和产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科研成果。虽然社会环境的变化可以揭示大学理想失落的根源,但是外部环境的变化绝非大学放逐理想的根本理由。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大学的生存和发展从来就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存在理想情境;即便是在所谓的“黄金时代”,大学的发展仍然会遭遇意外的危机和挫折。大学不能等到有理想的社会条件时才去追求理想。对于大学而言,对理想的追求是无条件的,愈是处于困境愈是需要理想。事实上,如果稍微拉长大学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当下的困境都是暂时的。“从来没有哪一个困境大到可以重新定义时代,重新定义人。永远有比困境更重要的事。不然的话,人们根本无从定义何为困境。”[4]234当前大学需要的是以远大理想去超越现实的困境,而不是在困境面前放弃理想。如果是那样的话,不但大学没有希望,人类也将没有希望。
作为社会组织,大学是人为创建的,但大学作为一个机构建立以后,尤其是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大学被建立以后,大学与大学之间便构成了一个共同体,形成了一系列约束组织机构的规范和规则。最终在由无数大学所构成的高等教育场域中,大学自身便超越大学内部的自然人具有了社会行动者的意义[12]7。作为社会行动者,大学肩负着教化的责任,需要向社会示范什么是善,什么行为是好的,什么样的规则是适当的,何种行动才符合正义。与之相比,具体的教学和研究任务反倒是次要的。究其原因,如果大学无法在价值观和社会行动的层面赢得全社会的尊重,那么其内部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做得再好意义也是有限的,甚至是无益的。价值观和社会行动的选择规约大学的发展方向,具体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只有在正确的方向指引下才是有益的。作为理想,实现人的卓越和追求真理可以标识出大学的使命和方向,可以与大学的现实之间形成张力。事实上,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就在于它是“特殊的学校”[14]。所谓“特殊的学校”主要在于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学校理想主义的气质。如果大学放弃了实现人的卓越和追求真理的理想,很容易沦为一个普通的高等教育机构。如果成为普通的高等教育机构,大学就失去了精神上的感召力和使命的崇高感。而如果没有了精神上的感召力和使命的崇高感,大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可替代性将显著增加。为了保有永续发展的可能,大学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一方面,大学需要从现实出发,适应当下经济社会发展并致力于知识创造价值;另一方面,大学也要从未来着眼,超越适应论,为实现大学的理想创造更大的可能。无论何时,没有现实的功用,大学将无法获得政府和社会的认可;而没有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大学则无法获得人类的尊重和依赖。无论何时、何地,当下的认可与永续的发展之间不是对立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底线就是要始终保持现实与理想之间的“高质量关系”。所谓“高质量关系”就意味着大学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吸引,现实启示理想,理想激励现实。
古典时代大学以“存在”本身赢得尊重,而现代大学则需要用“绩效”或“表现”来赢得激励。在近代以前,大学以“无用之用”被外部世界所承认,而在现代,“有用之用”才是“硬通货”。当下伴随着大学功能的增多以及社会对大学欲求的增加,大学的发展逐渐陷入两难的境地。不扩大规模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一直扩大规模又会摧毁大学教育的存在价值。在尚未达到规模极限之前,当下社会的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传递给大学组织的信息更多的是争取在可预期的未来活下去而不是从理想着眼追求永续发展。就目前而言,在政府与大学的博弈中,政府的筹码是资源,而大学的筹码则是机构的重要性或有用性。政府的做法是将大学的绩效与资源配置挂钩,如果大学没有达到相应的绩效要求就会被问责甚至是减少拨款;而大学的应对则是向政府展示自身的高绩效以证明其重要性。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是大学的绩效?什么是有用?在当下高等教育实践中,抽象的理想(人的卓越和追求真理)不能算绩效,似乎也没有什么“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大学而言,理想之所以重要不在于理想本身,而在于理想和现实构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大学失去理想就失去了内在的张力,而失去了内在的张力,就会成为“单向度”的组织,从而减损自身的价值。就像一条河流,现实是此岸,理想是彼岸,如果只有此岸,没有彼岸,河水将失去河床的制约,肆意泛滥。基于此,从功用的角度讲,理想的存在可以对现实中一些不良的倾向起到规范和制约作用,从而保证大学的变革始终是内源性的,始终是在大学的框架下进行的;如果失去了这种规范和制约作用,大学会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驱动下愈走愈远。完全在外力驱动下的变革会像经历外科手术一样[15],使大学不再像大学。
对于大学而言,理想的价值不在于迅速成为现实,而在于驱动大学不断从现实走向理想。从现实的角度看,大学的理想在实践中或许并不可行;但从理想的角度看,正是由于其不可行才值得称之为理想。某种意义上,理想之所以为理想就意味着知其不可而为之。诚如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对骑士品质的评论,“骑士品质是一种理想。这一理想的可贵之处在于对人性之双重要求”“这一理想并不可行,但却切实”“理想因其悖论才成其为理想”[16]。与之类似,大学理想之于大学也是切实的,而非虚无缥缈的。之所以要追求理想就在于大学的现实不理想。换言之,大学的理想意味着大学需要为之持续努力的方向,而不是一个等待到达的目的地。某种意义上,理想的存在也反映了人们发明大学这类组织时的“双重要求”。对于大学发展而言,理想与现实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若从对立的一面看,现实是不理想的,理想也是不现实的;若从统一的一面看,愈是现实的愈是理想的,愈是理想的愈是现实的。我们既不能因为理想主义而过度牺牲现实的利益,也不能只是根据现实的要求来决定大学的定位,从而践踏和放逐理想。实践中,若不从现实出发,大学将不具有合法性;若不着眼于理想,大学既有的现实合法性也很容易坍塌。健全的大学需要在理想和现实两个看似矛盾的方向上同时保持卓越。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将实现人的卓越和追求真理视为大学的理想,并不意味着大学本身就代表着人的卓越和真理,抑或人的卓越或真理就“藏”于大学之中。在没有大学的时代,人类也曾通过其他的路径来实现人的卓越和追求真理。同样,如果以后大学消亡了,人类还会发明其他的机构将实现人的卓越和追求真理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理想。说到底,对于自身卓越和真理的追寻是人的天性,也可谓是人之为人的理想。“他们在围城之中提出数学定理,在死牢之中谈玄论道,在绞刑架上开玩笑。这并非派头;这是我们的天性。”[4]41因此,与人的卓越和真理相比,大学本身也是“次要”的。在更高的层次上,大学亦不过是实现人的卓越和追求真理的“工具”。换言之,人的卓越和真理只是经由大学而实现,而不是必然存在于大学之中。同样,我们对大学寄予实现人的卓越和追求真理的理想,亦不意味着经由大学一定可以实现人的卓越或发现真理。但这并非问题的根本。因为最终能不能实现人的卓越和发现真理根本就不是大学理想得以存在的理由。如果以发现真理或实现人的卓越为前提,那我们就不是在谈论大学的理想而是在谈大学的功能。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之所以会寄予大学实现人的卓越和发现真理的理想,证明或说明人类本身有对实现自身卓越和追求真理的渴望。基于此,在大学不可取代和尚未被取代的时代,它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对实现人的卓越和追求真理的憧憬,更是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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